黄帝陵

　　一般认为，黄帝时代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。首先，从婚姻关系来看，黄帝娶有四个妻室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云：“黄帝居轩辕之丘，而娶于西陵之女，是为嫘祖。嫘祖为黄帝正妃。”除“正妃”嫘祖外，黄帝还有三个“次妃”。一个是方雷氏之女，一个是彤鱼氏之女，一个是嫫母。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形成女嫁男且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模式，男性在婚姻关系上开始居于主导地位。在西安半坡遗址中，发现有些房子内，有自己的生产工具，自己的粮瓮，自己的灶塘，显然是小家庭的情况。在浙江下川王岗仰韶文化遗址中，出现成排的小房间，也是小家庭的证明。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男女合葬墓，普遍是男左女右，这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。
　　其次，从图腾的象征意义来看，图腾的象征意义已向始祖转化。母系氏族社会，人们“不知其父”，将本氏族的来源归结为始妣与图腾结合的产物。因此在母系社会里，只有始妣概念没有始祖观念。随着进入父系制，始祖的意义开始凸现，图腾与始祖发生联系。有多少图腾，就有多少个始祖，每一个信奉同样图腾的部落，必然会认为本部落的生命来源于同一个祖先。
　　这个变化，在有关黄帝的史料中都有所表现。黄帝的子孙，传说有二十五人之多，而二十五个子孙，也并非某始妣感图腾而生，而是黄帝与嫘祖、方雷氏、彤鱼氏、嫫母结合的结果。黄帝就是他们的始祖。 
　　图腾含义的这个变化是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必然现象，它导致了社会生活出现许多新的问题。在母系社会，部落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，而在父系社会部落之间的联合就变得密切。从黄帝时期的历史来看，当时社会发展趋势是女随男居，当这种趋势成为普遍现象之后，原有的部落团体在父系制下反而更加牢固，并逐渐形成部族组织。当部族变得越来越壮大，分化就必不可免。而同一部族里分化出来的各支族，一方面以本部族的生祖作为共同的始祖，另一方面又有它们各自的始祖。据《国语·晋语》说：
　　黄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其同姓者二人而已，唯青阳与夷鼓为己姓。青阳，方雷氏之甥也。夷鼓，彤鱼氏之甥也。其同生而异姓者，四母之子，别为十二姓。凡黄帝之子，二十五宗，其得姓者十四人，为十二姓，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箴、任、苟、僖、姞、儇、依是也。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，故皆为姬姓。
　　据此可见，从黄帝部族中就分化出十二个小部族。据《路史·疏仡记·黄帝纪》，这十二个小部族后来在发展中还有进一步的分化。
　　黄帝对于这些部落采取了军事民主性质的管理方式，他平时并不直接干预各部族的生产生活，但各部族在必要时须向黄帝尽义务。黄帝非常重视军事势力，他“以师兵为营卫”，可能是指集结本部族子孙成为亲兵群，作为他们是对外战争的核心力量。并依靠他们威慑被征服部族，保卫其核心部族的利益。
　　黄帝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，开始面对如何建构不同部落之间的联盟关系的难题，打破了由于宗教信仰、生活习俗、文化水平差异而形成的对立和隔膜，开始改变中原政治的格局。据说当时炎帝神农氏有四个大的分支，一是烈山氏，二是共工氏，三为四岳姜姓，还有一支在汾水流域，后来残存的有沈、姒、蓐、黄四个部落。当黄帝兴起时，神农氏已发展到第八世，其领袖是榆罔。但此时神农氏的部族内部已经出现了较为尖锐的矛盾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为：“炎帝欲侵凌诸侯”。《逸周书》记载曰：“炎帝并兼无亲，文无所立，智士寒心，徙居于涿鹿，诸侯畔之。”炎帝榆罔依靠本部族支系的联盟，在对外战争中逐渐取胜，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涿鹿一带。但炎帝的后代似乎没有很好地对各部族分支加以爱护和组织。作为部族的核心和领袖，反而对各部族分支施加掠夺。在父系社会，当一个部族集团变得越来越庞大时，部族集团因内部的亲疏和分化，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兼并。神农氏发展到榆罔时代，历时已五百年，内部各族之间已经有了分化。史书上说，炎帝并兼无亲，就是说炎帝部族不重视部族之间的感情，所以部族分支相继背叛部族首领。这也为黄帝战胜炎帝提供了机会和条件。
　　黄帝取代炎帝的地位以后，面临着一个问题：如何处理部族与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?黄帝的办法是将炎帝部族有能力的分支领袖吸纳过来，而不直接干预炎帝部族各分支的内部生活，但他却承担保护炎帝部族各分支利益的义务。黄帝接收了炎帝族中许许多多的人才，黄帝非常尊敬他们，谦虚地向他们讨教，利用和并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。正因为这样，黄帝与炎帝族分支之间才逐渐结成了比较牢固的联盟关系。
　　在与蚩尤作战之后，黄帝部族面临更大范围的部落联合，黄帝依然采取了原有的部族联盟方式，对蚩尤部族进行融合。综合古史传说材料分析，当时的基本情况是，在黄帝族内部，开始依据部族分支的亲疏远近形成有一定等级的联盟，而炎帝、蚩尤部族则依旧保持他们的相对独立。
　　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，黄帝在政治上有了一些新的建树。在黄帝以前，氏族部落之间主要通过婚姻联系起来，社会公共事务限于部落内部，黄帝时代，随着部落联盟的扩大，公共事务越来越超出了部落的范围，产生了制定新的政治策略和治理办法的需要。
　　黄帝创造了“分土建国”的制度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昔在黄帝，……方制万里，划壄分州，得百里之国万区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方制，制为方域也。画，谓为之界也。壄，古野字。”《路史·后纪一》：“黄帝始分土建国。”《路史·疏仡纪·黄帝》说黄帝“命风后方割万里，画野分疆，得小大之国万区”，甚至连耕地也有了划分，据说后来的井田制就是从这时萌芽的。
　　黄帝十分重视社会管理方式的发明与创造。由于农业发展，较长时间的定居成为可能，这就使得社会基本单元比较稳定，易于管理。黄帝发明了适合于部族居住的宫室，与炎帝、蚩尤战争之后将都城建于涿鹿之阿，即今之涿鹿县黄帝城遗址。黄帝时期开始出现了与平原农业水平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的萌芽。《左传·昭公》说黄帝的官制云：“昔者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。”后来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：“(黄帝)官名皆以云命，为云师。置左右大监，监于万国，……举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鸿以治民。”应劭曰：“黄帝受命，有云瑞，故以云纪事也。春官为青云，夏官为缙云，秋官为白云，冬官为黑云，中官为黄云。”张晏曰：“黄帝有景云之应，因以名师与官。”还有传说黄帝任用“四辅、三公、六卿、三少、二十有四官，凡百二十官，有秩以之共理，而视四民”(《路史·疏仡纪·黄帝》)。这些说法显然是后人根据封建社会政治制度、君臣关系所作的推想，并不符合黄帝时期的历史实际。但至少可以表明，黄帝时开始利用一些大臣来管理部落联盟的事务。又据《史记·历书》载：“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，是谓五官。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”这说明黄帝除了治人事的官以外，另有司天地、祭祀神祗的官，并各以物类名其职掌。司天的官主要职能是观察天文、制作历法的，在当时特别重要，为农业生产的指导者，后来流传的有黄帝历法。祭祀神祗是属于先民宗教方面的事，不过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僧侣阶级，宗教没有独立出来，凡有宗教意味的事情都融合在政治里面。祭祀神祗有专官，是行政的一部分，这些官不干涉民事，“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”。黄帝本人作为“天下共主”，他也要祭天为天下人求福，求农业的丰收。在泰山上“封禅”是相传很古老的一种祭天典礼，据说在黄帝前已经有人举行，后来一直延续到宋朝。
　　黄帝时期是中国社会一些基本的礼仪法度的创制时期。《尚书大传》说黄帝时才开始有礼仪法度。黄帝曾多次游历巡视，足迹所至，“东至于海，登丸山，及岱宗。西至于崆峒，登鸡头。南至于江，登熊、湘。北逐荤粥，合符釜山”(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)。丸山在今山东临朐县，崆峒在甘肃，熊、湘在湖南，釜山在河北北部。涉及黄河、长江流域，黄帝各处巡视，显然有了解民情、安定部族的目的。黄帝还试图在部落内部建立一套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礼仪制度，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说：“黄帝治天下，……别男女，异雌雄，明上下，等贵贱。” 
　　相传黄帝西游崆峒山(今甘肃平凉)，向广成子寻问“佐民谷、养民人”之道。他又南游，相传到了熊山、湘山，了解江南一带的农业生产情况。只要对民众有益之事，不管遇到什么险阻，黄帝都要想办法克服。传说黄帝曾与方明、张若、*（左言有习）朋、昌寓等七位大臣一起北游，到具茨之山拜见大隗，询问治理天下的经验。当他们来到襄城郊外时，迷失了方向，甚至连黄帝的大臣也丧失了继续前行的信心，但黄帝没有退却，继续前行，后来终于见到了大隗。
　　黄帝还特别注意网罗人才来管理社会。《帝王世纪》就曾生动形象记载了黄帝求贤的传说。相传，黄帝思贤若渴，达到了梦寐思求的程度。有一天，恍惚之中，他梦见狂风骤起，满天尘垢都被这场大风刮得一干二净，整个天空十分清静纯净。又见一人手执千钧强弩驱赶着数万只羊群。他从中得到启示：“风作为号令，象征治国安民的贤人，垢字去掉土字偏旁就是后字。天下难道有名叫风后的人吗?手执千钧之弩的人，力气一定特别大，能自如地驱赶着数万只羊，此人一定很会训练军队，是一位良将。天下难道又有个名叫力牧的人吗?”于是，黄帝立即下令在各个部落中寻找名叫“力牧”与“风后”的人。后来终于在一个居住在海边的部落中找到了风后，发现风后果真是一位贤能之土，于是立即任命他为相。又在一片沼泽之地找到了力牧，果然与黄帝所梦一样，是一位足智多谋、精通用兵之道的将才，于是黄帝马上任其为将。
　　由于黄帝求贤似渴，许多贤能之士都被黄帝所网罗，为其所用。《帝王世纪》还说：“黄帝以风后配上台，天老配中台，五圣配下台，谓之三公。其余知名、规纪、地典、力牧、常先、封胡、孔甲等，或以为师，或以为将。”《路史·疏仡纪·黄帝》也记载有黄帝“设灵台，立五官，以叙五事。命臾区占星，计苞授规，命羲和占日，尚仪占月，车区占风，隶首定数，伶伦造律，大挠正甲子，命容成作盖天，命荣援铸十二钟，命大容作承云之乐，命宁封为陶正，赤将为木正，命挥作盖弓，夷牟造矢，岐伯做鼓吹铙角，命邑夷法斗之周旋，命马师皇为牧正，臣胲服牛始驾，命沮诵作《云书》，孔甲为史，命俞附、岐伯、雷公察明堂，命巫彭、桐君处方*（上弔下皿）饵，命西陵氏劝蚕，命共鼓、化狄作舟车，命竖亥通道路，命风后方割万里……”在人才使用上，黄帝本着人尽其才，用其所长的原则，充分发挥贤能之士的作用。沮诵、仓颉由于深谙天文地理，博通今古，便被黄帝用作史官；力牧、神皇由于足智多谋，精通兵法，便被黄帝任命为将；西陵氏由于善于耕稼，熟谙农事，黄帝便任命其负责农事，劝民“蚕稼”。正是这大批的贤能之土，使得当时的社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，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。 
　　《管子·五行》上说“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，神明至。蚩尤明乎天道，故使为当时；大常察乎地利，故使为廪者；奢龙辨乎东方，故使为土师；祝融辨乎南方，故使为司徒；大封辨乎西方，故使为司马；后土辨乎北方，故使为李。是故，春者土师也，夏者司徒也，秋者司马也，冬者李也。”说明即使对原来是仇敌的人，只要确有真才而又愿意归顺者，黄帝也大度地加以任用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一引《龙鱼河图》说：黄帝“制服蚩尤，(黄)帝因使之主兵，以制八方。”《管子·四时》也说：“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，遂置以为六相之首。”从中可以窥见黄帝选贤任能、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则和对贤能之士的重用。
　　正由于黄帝能够任贤用能，推行良好的社会管理，使得当时的社会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大为提高。司马迁曾给予高度的赞扬，说“无是以能有信，神是以能有明德。民神异业，敬而不渎，故神降之嘉生，民以物享，灾祸不生，所求不匮”(《史记·历书》)。《韩诗外传》卷八说：“黄帝即位，施惠承天。一道修德，惟仁是行，宇内和平。”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更生动地描述黄帝时政治的清明景象说： 
　　昔者，黄帝治天下，而力牧、太山稽辅之，以治日月之行律，治阴阳之气，节四时之度，正律历之数，别男女，异雌雄，明上下，等贵贱，使强不掩弱，众不暴寡，人民保命而不天，岁时孰而不凶，百官正而无私，上下调而无尤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辅佐公而不阿，田者不侵畔，渔者不争隈，道不拾遗，市不豫贾，城郭不关，邑无盗贼，鄙旅之人相让以财，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。于是日用精明，星辰不失其行，风雨时节，五谷登孰，虎狼不妄噬，鸷鸟不妄搏，凤皇翔于庭，麒麟游于郊，青龙进驾，飞黄伏皂，诸北、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。
　　这些说法未免夸张，是后人的理想化描述，但可以肯定，皇帝曾经想了许多办法进行部落联盟的管理，后世一些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可能就起源于皇帝时代。 

黄帝陵志/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.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.3